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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陪審員制度中的區分事實審和法律審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 責任編輯:呂昕怡 發布時間:2018/10/22 9:55:41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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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陪審員制度中,區分事實審與法律審的最初表述來自于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要求“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問題”。

 

經過地方法院三年的試點探索,人民陪審員法最終并沒有實行完全意義上的事實審與法律審區分,而是實事求是地采用了“雙軌并行”的制度模式,即

 

繼續保留了三人陪審合議庭,人民陪審員與法官具有同等職權,對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均可以發表意見并進行表決;

 

增加了七人陪審合議庭,人民陪審員只對事實問題發表意見,并與法官共同表決,對法律則可以發表意見,但不參加表決。

 

這一規定是人民陪審員法的一大制度亮點,也是司法實踐中最難以把握的難點。這樣的制度選擇,其動因主要是要解決“人民陪審員是不懂法律的外行,不應該勉為其難要求其對法律問題作出裁斷”的問題。


一、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區分難題


從理論上講,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區分并非絕對,且即使人民陪審員僅對事實問題作出認定,也無法脫離訴訟程序、證據規則的了解和判斷。雖然法律已經規定了在七人陪審合議庭中區分法律審與事實審,但對如何在程序、標準、方法和內容上作出具體區分尚無明確規定,導致許多法官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欲可為卻不知如何為的窘境。

 

對于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區分標準,德國學者卡爾·拉倫茨提出一個大致的界分:

 

如果只是提出特定事實是否存在的問題,而該特定事實又是以日常用語來描述,則屬于事實問題;

 

如果只能通過法秩序,特別是類型的歸屬、衡量不同的觀點以及在須具體化的標準界定之范圍內的法律評價,才能確定其特殊意義內涵的事件,屬于法律問題。

 

由此可見,對于事實問題,一是即使裁判者憑借自己的經驗和法感,會預先對現實事件作出一定的法律判斷,他通常還是可以先獨立于對事件的法律判斷之外,依自然的經驗以及日常用語來掌握、描述現實發生的事件,這并不影響該表述之事實問題的屬性。二是在描述事實后,裁判者必須馬上對該事件作出法律上的判斷,后者又可能會使得其他事實問題發生。這些事實問題的發生雖是法律問題促成的,但它們的表達方式大體可以與法律問題相區別。

 

其實,上述區分方法只是出于法律論證之結構上的需要,而非對現實法律適用過程中法官發現法律、查找事實的精準界分。法官如何判斷個案中哪些屬于事實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判斷時他考慮了哪些情境,乃至于他曾經嘗試澄清哪些情況;選擇應予考量的情況,又取決于判斷時其賦予各種情況的重要性。

 

在司法實踐中,人民陪審員認定的案件事實應僅限于實體事實,不包括程序事實。因此,在案件審理中,由人民陪審員認定的事實問題主要包括證據事實和基于證據規則、法律規定演繹的事實,其中涉及事實認定的證據規則和相關法律規定,則由審判長向人民陪審員做出解釋和說明。

 

一般來說,訴訟程序、證據能力、法律適用、法條解釋、罪名選擇和量刑確定等屬于法律問題,應當由法官決定。總之,這一區分標準,尚需在司法實踐中經過長期摸索沉淀,并以司法解釋或職業習慣,逐步形成一整套行之可行的程序和方法。


二、強調法官的指引、提示義務



人民陪審員法第20條規定:“審判長應當履行與案件審判相關的指引、提示義務,但不得妨礙人民陪審員對案件的獨立判斷。”某種程度上講,事實審與法律審的區分能不能在個案中有效實施,關鍵在于法官是否在訴訟全程中認真履行了這一法定義務。

 

開庭前,法官應將案件可能涉及的法律條文、庭審程序、合議規則等提前發送人民陪審員,并根據人民陪審員的要求適當進行解釋。對疑難復雜的案件,還應當制作事實問題清單,幫助人民陪審員把握案件審理重點。

 

目前,上述問題清單雖然還沒有全國通行的范本,但部分試點法院對此已進行了有益探索。最高人民法院應對地方法院探索進行總結提煉,并結合七人陪審合議庭審理案件的范圍和類型,盡快研究制作出事實問題清單的指導性范本,供全國法院參照使用。

 

庭審中,審判長應當與人民陪審員進行及時溝通,征詢人民陪審員在案件事實判斷方面存在的問題,適時歸納案件爭議焦點,并根據情況組織庭審調查和法庭辯論,并積極引導和幫助人民陪審員圍繞案件待查事實對當事人進行必要的發問,通過庭審完成證據審查和事實判斷。

 

評議中,審判長應當總結歸納案件事實和法律的訴爭要點,必要時,還可以再次完善列明事實問題清單,并按照法律規定,對本案中涉及的事實認定、證據規則、法律規定等事項及應當注意的問題,向人民陪審員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以合理引導人民陪審員正確作出事實認定,但不能影響其對案件事實作出獨立的判斷。

 

有些案件中,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交叉,認定事實是以法律規定為前提,由于人民陪審員并不熟悉法律規定,也很難作出恰當的事實認定,這就需要審判長就有關法律、司法解釋規定的標準進行必要的解釋和說明。

 

這里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各個環節的指引、提示內容應當清晰明了、通俗易懂邏輯一致,特別是庭審中的指引、提示應當在當事人在場的情況下作出,并記入庭審筆錄,以便于當事人及其代理人或律師進行必要的監督,從而保證法官指引、提示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如果法官違反中立要求,濫用人民陪審員指示權,并造成人民陪審員事實認定上的偏差,影響案件的公正審判的,最高人民法院應當在后續的司法解釋中對此作出相關救濟性規定。法官的指引和提示對于保證人民陪審員準確判斷事實問題意義重大:

 

一方面,人民陪審員對案件事實的認定,即使是對原生事實問題的判斷,也應受證據規則等法律規范的約束。人民陪審員如果不能理解并遵守這些法律規范,就不可能準確判斷事實問題;

 

另一方面,法官對控辯雙方基本立場和證據的客觀總結,有助于人民陪審員厘清思路和回憶案情,從而更好地回答事實問題。


三、案件事實問題認定分歧的解決機制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各自職業立場、知識背景等因素,在七人陪審合議庭中,法官與人民陪審員對于事實認定的分歧也是經常發生。如果意見分歧,應當按多數人意見對案件事實作出認定,但是少數人及意見應當寫入筆錄。

 

我們自然會擔心,因為人民陪審員是法律上的外行,有時往往會受到社會非理性情緒的影響或誤導,容易陷入一種難以避免的偏見或誤解,而在七人合議庭中人民陪審員的人數又占優。這樣就會基于“多數議決原則”而推翻法官的專業意見。

 

人民陪審員法同時也規定,合議庭組成人員意見有重大分歧的,人民陪審員或者法官可以要求合議庭將案件提請本院院長決定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從這一意義上,這種機制有利于法院實現對審判權力的有效控制,體現了職權主義訴訟模式下權利行使的要求。

 

這里所謂的“意見分歧”應當是重大分歧,一般是指對案件重要事實、重要證據的認定存在分歧,對案件的法律適用存在重大認識分歧,且關系到案件最終的裁判結果。當然,意見發生分歧,法官或者人民陪審員要求將案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只是一個建議。最終是否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尚須得到所在法院院長的同意。

 

隨著司法責任制改革的深入推進,突出獨任法官和合議庭的主體責任,審判委員會制度改革也作為綜合配套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關于審判委員會討論案件的范圍,嚴格來講,除法律規定的情形和涉及國家外交、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重大復雜案件外,審判委員會主要是討論法律適用問題。這一改革精神反過來又限制了人民陪審員制度運行中啟動上述分歧解決程序。

 

其實,為了避免對重大案件的明顯誤判,各個國家均為此作出了特別規定。如德國、法國法律規定,在有陪審員參加的合議庭中,對定罪量刑等重大問題進行表決時,大都要求達到2/3多數。在美國,聯邦法院系統的刑事案件要求陪審團必須達成完全一致,否則將要求陪審團進一步討論或者當庭宣布失審并解散陪審團。

 

日本《裁判員法》中規定,裁判員參與審判的案件中,不是采用包括裁判員和法官在內的簡單多數意見,而是規定如果要判決被告人有罪,必須同時包括有法官和裁判員的過半數意見決定,即除了要過半數以外,持多數意見者必須有一名是法官,否則只能按無罪處理,旨在體現分擔責任、互相協作、共同決定。這一做法其實也值得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配套措施中加以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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