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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法庭的獨立職能定位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 責任編輯:呂昕怡 發布時間:2018/10/23 10:26:41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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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獨立審判組織的設立與否,取決于履行審判職能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是案件數量上的,更是審判質量和效果上的。少年審判的特殊實體法規定和程序法要求,以及對法官特殊職業能力的需要,決定了少年法庭具有獨立的職能定位,人民法院應以恰當的機構設置保證其正常發揮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職能。

三十多年來,我國少年法庭工作不斷發展,在機構設置、隊伍建設、審判機制、社會效果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一些發展成果被制度固定下來,比如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中級和基層人民法院可以設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高級人民法院應當在刑事審判庭內設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合議庭;具備條件的可以設立獨立建制的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但是現實中地區差異還是很明顯,只有少數地區的法院按照法律規定設置了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案件審判庭),甚至有些地方的少年法庭處于被撤并的境地。這說明對于少年法庭的獨立職能定位還沒有形成廣泛的共識。在當前部分地區少年法庭案件數量減少和內設機構改革的形勢下,如何正確對待少年法庭的發展,成為一個急迫的問題。一般而言,考量設置一種專門審判機構的必要性,除案件數量外,要看其所受理的案件是否具備三個方面的特性,即實體法的特殊性、訴訟程序的專門性,以及審判人員的專業性。因此有必要分析少年法庭所受理案件的特性。

第一,少年案件在實體法上的特殊性。案件所適用的不同實體法決定了不同的審判依據和理念,往往是設立獨立審判機構的首要因素。

考察少年案件是否具備實體法上的特殊性,主要看兩個方面,一是與普通刑事案件的區別,二是與家事案件的區別。

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少年審判有不同的實體法規范和司法理念: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專門就青少年司法保護作了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寓教于審”的工作方法,從司法的程序和實體均作了不同于一般案件的規定。刑法也對少年犯罪作出了特殊的規定,比如,未滿14歲的兒童,不得被追究刑事責任。年滿14歲但未滿16歲的少年,只能追究八種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14歲至18歲的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我國參與的一些國際條約也對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規定,比如《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聯合國預防少年犯罪準則》等。

在民事方面,少年審判與家事審判似乎有一定相似的理念,但是由于訴訟主體存在根本區別,家事審判與少年審判的分工與區別也是明顯的:家事案件往往是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屬于平等主體之間的利益紛爭,如夫妻離婚,強調的是男女平等。而少年案件審判強調保護兒童利益,以兒童利益作為糾紛爭議的焦點的,都應當作為少年案件對待。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改變一些傳統的觀念,很多人長期以來把子女撫養、未成年人繼承案件視為夫妻離婚或者家庭糾紛的附帶爭議,甚至將子女撫養看作夫妻離婚爭議的客體。其實夫妻離婚,如果涉及到子女撫養的話,首先應當考慮的是子女撫養問題,其次才是離婚問題。因此應當將涉少離婚案件、離婚后未成年人撫養案件、涉少侵權案件等納入到少年法庭的受案范圍。從國外情況看,在英國的英格蘭和威爾士,長期以來家事法庭與少年法院是并列為一審法院的。


第二,少年案件訴訟程序的專門性。相對于實體法規范,訴訟程序是區別審判機構職能的更顯著標志。

我國刑事訴訟法以及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都設專門的一章,對少年案件的審理程序進行了專門規定。比如,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據情況可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進行調查;對于審判的時候被告人不滿十八周歲的案件,不公開審理。在實踐中,有關少年案件(及有關上訴案件)的報道,一般不提及有關未成年人(不論是被告或證人)的個人信息如姓名、地址或就讀學校等;少年法庭一般使用淺白的語言向其解釋控罪內容、確保被告控罪的性質。為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利益,法庭可以強制其父母或監護人出席或者離開法庭。當前我國正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制度。可以看出,在少年案件審判的幾乎每一個環節,都有特殊措施,與一般刑事訴訟程序存在著明顯區別。


第三,少年案件法官的專業性。專業化的法官往往是設立專門審判機構的直接體現。

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規定,對于未成年人案件,司法機關根據需要設立專門機構或者指定專人辦理。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應當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訴訟權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幫助,并由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審判人員、檢察人員、偵查人員承辦。可見,審理少年案件的法官應當具備專門的知識,如青少年心理學、社會學、傳播學等,更重要的是,少年審判的專門理念和職業技能,不是未經專門訓練的司法人員所輕易具備的。如果將少年案件放在一般審判組織進行審判,少年審判的程序法與實體法的特殊性很可能不被重視甚至被忽略,法律關于少年保護的規定難以落實,審判難以達到應有的社會效果。所以,只有專業化的法官才可以勝任少年審判工作,實現少年審判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效果。

少年法庭設立30多年來,我國少年審判所呈現的上述三個特性不僅沒有削弱,而且呈逐步加強趨勢。這些特性決定了少年法庭作為審判精細化分工發展的正當性,也是少年法庭獨立職能的基礎所在。此外,網絡技術的發展將進一步凸顯少年法庭的獨立職能地位。伴隨網絡犯罪低齡化現象日趨普遍,未成年人成為網絡犯罪的實施者已經不再罕見。如何應對持續增加的未成年人網絡犯罪將是我國司法面臨的一項艱巨任務,也將成為凸顯少年法庭獨立職能地位的重要因素。

總之,一種獨立審判組織的設立與否,取決于履行審判職能的需要,這種需要不僅是案件數量上的,更是審判質量和效果上的。少年審判的特殊實體法規定和程序法要求,以及對法官特殊職業能力的需要,決定了少年法庭具有獨立的職能定位,人民法院應以恰當的機構設置保證其正常發揮未成年人保護的司法職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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