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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40年來司法審判之變化

來源:人民法院報 作者:袁春湘 責任編輯:呂昕怡 發布時間:2018/10/31 9:54:09 閱讀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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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來,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與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同頻共振,取得了巨大成就,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筆者看來,至少在審判理念、司法政策、審判方式、審判權運行機制等四個方面發生了變化。


一、審判理念的變化


人民法院審判理念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在審判領域的具體化、系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的科學認識和理論概括基礎上形成的思想、觀點和理論。經過近70多年的探索,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已經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日趨完善,與此同時,人民法院審判理念趨于成型并逐漸成熟,既有社會主義的理論底色、鮮明的中國特色,又有司法規律的本色,體現了政治性、人民性和法律性有機統一。


無論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時期,還是新時代,堅持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始終是人民法院的重要使命,堅持公正司法、為民司法始終是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題,堅持司法改革、破除制約公正司法的體制性機制性障礙始終是人民法院努力的方向。


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下的司法工作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執政規律、司法規律,司法的獨立性、中立性、程序性、權威性逐步強化。對司法權的屬性有了更準確的認識,司法權是判斷權,是中央事權。為破除司法權的地方化、行政化、非職業化,在黨中央領導下,推行司法責任改革,推進司法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正如火如荼深入進行。司法理念的變化推進司法功能的轉變,新時代人民司法的功能定位是維護政權、限制公權、保護產權、保障人權。


例如,近年來,人民法院審理“狼牙山五壯士”名譽權系列案、“醫生電梯內勸阻吸煙案”“朱振彪追趕交通肇事逃逸者案”等案件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體現了司法從注重為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保駕護航到通過裁判樹立行為規則、引領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轉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隨著新時代社會矛盾的新變化,黨和人民對司法要求和期待越來越高,人民法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已經成為人民法院新時代的目標。例如民事司法越來越重視保障民生和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保護,在糾正市場經濟過度化擴張引起的社會公平正義價值偏離等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體現了從服務于“效力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向更注重社會公平正義轉變。


二、司法政策的變化


從刑事審判看,人民法院刑事司法政策經歷了從“嚴打”到“寬嚴相濟”的轉變。1979年我國刑法正式將“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司法政策法律化。1983年開始,我國開始“嚴打”,1996年第二次嚴打、2001年第三次嚴打。依法從重、從簡、從快打擊刑事犯罪,雖然取得社會治安好轉的階段性效果,但這種運動式執法一方面容易產生冤假錯案,另一方面,重懲罰、輕預防,重打擊、輕人權,重處罰、輕矯正,不是根本之策,容易出現反彈和反復,以至于出現階段性嚴打不斷的現象。嚴打時期案件重刑率較高,1983年為47.39%,1996年為43.05%,此后逐漸降低,基本呈下降趨勢,如2016年重刑率僅8.01%,為幾十年來最低。


2006年10月,黨中央做出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確定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從2007年1月1日起統一行使死刑案件核準權,確保死刑只適用于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性質極其惡劣、社會危害性極大的刑事犯罪分子。這一時期,人民法院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的刑事政策,嚴格執行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最大限度減少社會對立面。


近年來,黨中央制定保護產權和企業家合法權益政策,最高法院制定相關規范性文件,發布典型案例,強調嚴格區分經濟糾紛與刑事犯罪,堅決防止將經濟糾紛當作刑事案件,都體現了先刑后民、重刑輕民審判理念的變化。


從民事審判看,1978年民事案件30.1萬件,2016年1076.2萬件。經濟社會發展,民商事案件的大幅持續上升,促使人民法院民事司法政策的改革,如調解與判決關系的變化。改革開放前民事審判基本上是“依靠群眾、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


1979年至1991年民事訴訟法頒布,基本上是“調解為主、審判為輔”。1991年以后又分“自愿、合法調解”和“重判輕調”階段。從1988年到2001年,隨著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強化審判、弱化調解”“一步到庭”被推廣。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能調則調,當判則判,調判結合,案結事了”的民事審判原則體現了民事司法理念的成熟,與“辨法析理,勝負皆服”的倡導一樣,成為民事司法的時代標志。


三、審判方式的變化


人民法院審判方式的改革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從刑事審判方式看,我國在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中確立了職權主義或曰超職權主義的審判方式。1996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審判方式由傳統的帶有濃厚職權主義色彩的“審問式”,改變為主要體現當事人主義的“訴辯式”。從1999年開始,人民法院通過發布實施司法改革綱要、刑事司法解釋等繼續推動刑事審判方式改革,例如改革刑事證據制度、規范刑事審判自由裁量權和量刑規范化等。


黨的十八以來,人民法院大力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貫徹罪刑法定、疑罪從無、證據裁判,大力推進庭審實質化,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開展刑事速裁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司法人權保障進一步加強。


隨著民事訴訟法的頒布實施,人民法院積極開展民事審判方式改革。1998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民事經濟審判方式改革問題的若干規定》,標志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序幕正式拉開,主要是弱化職權主義色彩和法官主動干預、先入為主、先定后審;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和當庭質證、公開審判,推進庭審實質化;加強合議庭和獨任法官職責,糾正法官重實體輕程序觀念等。


進入新世紀以來,人民法院繼續推進民事訴訟證據規則改革,推行民事簡易程序和小額訴訟程序改革,實行案件繁簡分流,民事審判方式進一步簡化訴訟、方便群眾,有利于快速高效地解決糾紛。近年來,人民法院還在知識產權、環境資源、少年家事等領域進行審判方式改革。


四、審判權運行機制的變化


人民法院審判理念的轉變和審判方式的變化推動審判權運行機制的轉變。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民法院積極探索建立新型審判權運行機制,完善主審法官和合議庭審判責任制度,取消行政化的案件審批制,落實“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的要求,“判者不審,審者不判”現象成為歷史。


確立合議庭、法官辦案主體地位,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的案件數量大幅下降,全國法院由獨任法官、合議庭直接簽發裁判文書的案件數量占到案件總數98%以上。院長庭長由原來的“辦公桌后批案子”變成“審判庭上審案子”,院長庭長由原來的“辦公桌后批案子”變成“審判庭上審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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